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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生育大背景下，婚俗问题再获审视。日前，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相关文件，旨在为营造生育友好社会“添柴”加油。其中提到，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，破除婚嫁大操大办、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，倡导积极婚育观念。 婚俗改革，主要针对的是天价彩礼。在近年来的舆论场中，遏制天价彩礼话题的热度始终未减，不时曝光的个案更是招致对天价彩礼的批评声一片。不过非要仔细区分的话，在过去天价彩礼更多被置于加剧农民贫困、有损乡风的框架下来审视，被视作阻碍人们摆脱贫困的一个变量。而在人口形势转变的大背景下，天价彩礼对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得到更多的关注。 彩礼作为传统礼俗文化的一种，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，不过相较而言，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，彩礼在婚育中的价值更被看重，天价彩礼也更多在这些地方出现。动辄18.8万、28.8万的彩礼，对于农民来说，是不小的负担，这还不算已成结婚标配的房子、车子、三金(首饰)等这些支出。为子代成家而掏空一辈子的积蓄，并不是夸张剧情，而是不少人的真实生活。 天价彩礼愈演愈烈，固然有文化方面的原因，旧的乡规民约等软约束失灵，而新的价值观规范尚未建立，炫耀性心理、“面子”等助推彩礼攀比之风。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，天价彩礼近些年愈演愈烈，显然不是单由文化因素就能完全解释的。按理来说，后者影响下彩礼的变化当是较为平缓的。 说到底，天价彩礼背后实则是经济因素在“作祟”。很现实的一点是，农村适婚性别比不断走高。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以90后为主体的适婚人群的出生性别比就偏高，农村地区更甚。此外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，更多农村女性得以通过教育或就业等途径走出农村，进入城镇，进一步推高了农村适婚性别比。在这样一个性别失衡的婚姻市场下，竞争加剧是必然，不断攀高的彩礼就成了竞争获胜的一个筹码。 彩礼的不断走高，也与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不无关系。或者说，有必要将天价彩礼置于这一背景下来观察和分析。彩礼，虽然被一些人视作是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一种补偿，但在现实中，这笔钱多被作为小家庭运转的一笔启动资金。在笔者所接触的案例中，男方家庭“送”上的彩礼多被女方父母交还给小家庭，用于支付婚房首付或其他大项消费。 近年来，城镇化的推进，在城镇甚至城市安家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愿望和现实选择，不断上涨的房价也意味着小家庭婚后启动成本的增加，而天价彩礼就成为不得已之下转嫁或者说分担这种成本的一种选择。在这种现实的经济计算和考量之下，文化等软性约束和引导是较为无力的。这或许也能解释，关于遏制天价彩礼，社会上出现“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”的尴尬局面。 值得强调的是，笔者无意为天价彩礼开脱，认为“存在即合理”，而意在指出天价彩礼背后强大的经济归因。只有摸清这一症候背后的“底层逻辑”，才能对症下药，搬走这一压在不少农民身上的“大山”，让彩礼回归其“(讨)彩”的本义。结婚成本的缩减，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，而这也正是前述文件出台的目的所在。 为遏制天价彩礼，不少地方作为“试验区”推行婚俗改革，或是进行乡风宣传教育和引导，或是推出新的乡规民约进行约束和整治。比如河北省河间市一些村规定，红白喜事每桌的香烟和酒不能超过一定金额，彩礼和宴席的桌数及餐标也设置有确切数字的上限。这些举措当然有必要，但因为围绕文化做文章，也容易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：要么过软没有约束力，要么约束过细又会产生侵犯村民自由等质疑。 既如此，不妨放宽视野，循着天价彩礼背后的经济逻辑，尝试作出一些新的探索。比如，通过增加城镇教育资源等的供给，进一步推动就业、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均衡化，减轻年轻人构建小家庭的显性或隐形的成本，反向减轻父代向子代的财务支持及转移压力。多种因素调节作用下，天价彩礼或将回落。 |
